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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美的年华奉献给最爱的“她”—内蒙古一机集团建厂筹备组成员马殿忠访谈

马殿忠:内蒙古一机集团建厂筹备组成员,曾常年担任公司宣传部干事兼公司文艺宣传队队长。从 1978年到工会工作,就长期担任文艺干事一职,辗转于工会体协、宣传部、俱乐部、厂办、组织部离休干部科等部门。马殿忠是那个时代一机厂职工文化的标志性人物,他将最美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工厂,也将对厂里的爱延续给了子女。

记者:

作为一机厂筹备组的一员及最早一批来到包头的职工,您对那时候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呢?

马殿忠:

那个时候的生活真的非常艰苦。一机厂刚刚建厂的时候,员工来自全国各地,有北京、上海、青岛的,都是二三十岁,都非常年轻。我的爱人崔英霞来自山东济南,是一名护士,也是一机厂第一任手术室护士长。当时包头风沙还没有得到治理,生活艰苦到什么程度?偷跑的职工都有!有一次我爱人出去给家里寄信,结果风太大,信被刮跑了,后来爱人家里还是收到了这封信,原来是厂里有同志捡到了,帮忙给寄了出去,收到的信封里装满了沙子。

记者:

生活条件如此艰苦,一机厂职工基数又大,想把职工文化生活丰富起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马殿忠:

条件艰苦就更要丰富职工的精神生活,这样才能凝心聚力, 把大家都拧成一股绳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以后,业余文工团刚成立,那时候比较困难,演出服都是文工团的家属利用业余时间在俱乐部里缝制的。当时市场上卖演出服的很少,而且价格也很贵,文工团的团员们就到别的地方去看专业团体演出,看的时候记下衣服的样式,每个人有不同的分工,有人负责记帽子,有人负责记衣服, 有人负责记鞋,完了回来自己做。工会有少量经费,可以用来买点布料进行制作。

职工被选到文工团是很荣耀的事情,虽然去了以后很辛苦, 但精神上的收获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。那时候物质很贫乏,有时候演出完,我就从家里拿点绿豆给大家熬绿豆汤,主要是做后勤服务。那个时候人都穷,家家户户都会买点布用来压箱底,记得有一次我爱人从医院回家,发现家里箱子被“盗”了,买的布料都没了,当时我们正在文化宫演出,她就看到舞台上表演舞蹈《纺织姑娘》的演员身上披的都是家里的布。文工团队员家里的布、缝纫机拿到厂里用是常有的事儿,在大家的意识里,厂里和家里是不分的,自家是小家,工厂是大家,没有分得那么清楚,家里有什么东西我们都愿意奉献给厂里。

1972年,一机文工团在华建俱乐部演出后全体演员合影(最后一排左一为马殿忠)

记者:

无论条件和环境如何艰苦,一机职工从不放弃追求和努力, 而是发扬不怕吃苦、艰苦奋斗的精神,带着对厂里的满腔热爱,通过一代代职工的努力成就了今天的辉煌。

马殿忠:

其实当时没有太多、太长远的想法,就想把职工文化生活丰富起来,让大家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有一个精神上的寄托。因为厂里没有活动场地,而且员工居住比较集中,所以工会就把灯光球场利用起来,在灯光球场上组织了很多活动,像球赛、舞会、放电影,那里留下了很多人的时代记忆。每天晚上,当灯光球场的灯亮起来,居民们就知道这里有活动了,人们从家里出来,聚集在球场上。球场上最受欢迎的活动是跳交谊舞,但交谊舞只有每个礼拜六才有,所以一到周六人们都 很期盼,那天的人也比平时要多。人们放下繁重的工作,跟着文艺队的人跳起来,孩子们挥舞着小手,跟着音乐旋转。灯光球场是那个年代一机厂的一个文艺符号,还举办过很多包头市的赛事。

记者:这种记忆弥足珍贵,群体活动加深了相互的了解,强化了集体意识。即便退休、老去,这种集体参与意识也是很难弱化的。

马殿忠:

是的,职工退休以后还是非常热衷于参加厂里的各种文艺活动。20 世纪 80 年代初,厂里组建老年文工团。因为有丰富的文艺工作经验,而且跟老干部都很熟,我就被调到了组织部离休老干部管理科,负责把老干部组织起来,让老人们老有所乐、老有所学、老有所为。

老年文工团成立以后组织了很多活动,我们带着老干部们参加了很多赛事,还有自治区各种大型文艺演出,合唱比赛、门球比赛都拿过第一名,老年舞《路灯下的小女孩》在比赛中还拿到自治区的一等奖。

1970年6月,全体文工团演员合影(第二排左三为马殿忠)

记者:

您的女儿现在也是一机集团职工业余文工团的一员,是第三代文艺工作者,这种传承很难得。

马殿忠:对于女儿、对于家庭,我们其实都是有亏欠的。文工团晚上经常排练,孩子在家没人看,我就把她带到文化宫。我们在舞台上排练,她就在旁边看,应该说从小耳濡目染,受到了影响。她能感受到大家对厂里的爱,也能感受到那种艰苦奋斗的朴素情感,我觉得这种精神上的传承、这种情感上的传承才是最难得的。(记者:李亚沛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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