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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给吴运铎当老师——北重集团退休员工傅安生访谈

傅安生:1935年出生,1956年参加工作,1995年退休,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。1954年7月,时年19岁的傅安生到第二机械工业部报到(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前身),组织委派他与其他几个同志一起成立俄文培训班,教授一批技术人员学习俄语,为此,傅安生与吴运铎结缘。

傅安生在北重集团的经历,绕不开吴运铎这个名字。他给吴运铎当过老师,也曾目睹了吴运铎的认真和努力,并把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带到工作中,从年轻直到老年。


记者:您就从第一次见到吴运铎讲起吧。

傅安生:吴运铎同志1954年到工厂,他是接受上级任命做第一副总工程师兼副厂长。当时工厂是由苏联人承建的,苏联设计院设计的,所以这个项目确定以后,吴运铎成为第一批被任命到这个厂工作的负责同志。他被任命后,1954年4月的时候,把工厂来的主要技术人员集中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俄语,准备到苏联进修。我是7月到兵器工业部的前身第二机械工业部的,后来和几个企业的同志成立了俄文培训班,一起在那里学习,准备1954年9月到苏联学习。因为苏联方面没有准备好,我们是1955年到苏联去的,一直到1956年底的时候学习完毕,在苏联学习生活了将近两年时间。


傅安生(右)与吴运铎合影留念

记者:吴运铎在工厂工作了多久?

傅安生:吴运铎在工厂任职时间是两年多,但是他在工厂的时间很少,因为他的身份很特殊,不是一般人,相当于社会公众人物。他又是一个工业企业技术领导者,所以他在苏联学习期间完全脱离开社会工作,但是回国工作后,社会工作还是相当多。


回国后,他实际在我们工厂只待了一个星期。那时候工厂刚开始基建,破土动工,个别厂房的框架刚刚立起来,还没有进入生产状态。他是个搞兵工技术的人,在基建期间没有什么特别的任务,而北京那边的事情很多。他是全国总工会的委员之一,又是全国劳动模范和作家协会会员,他在北京的活动每个礼拜都安排得满满的,接待青年团的人员,在社会上到这儿做报告,到那儿去讲学。因为身体状况的原因,在北京地区可能更加方便一些,1956年底、1957年初,就把他调到兵器工业部(兵器研究院)做总工程师,仍然负责北重集团的工作,但是主要是整个兵器工业部里的兵器科研工作。


傅安生与苏联专家合影留念


记者:作为一起去学习的同学,您给我们讲讲吴运铎在苏联学习期间的情况吧。

傅安生:在国外学习时,他是我们这一组的组长,一组是13人,当时都是工厂里主要的技术领导人,一起学习将近两年时间。他的学习任务就是总工程师这一职责的实习,课程内容主要有两部分,一是工厂的企业管理和技术管理,二是具体的技术设计和工艺过程。在苏联期间,实习课要到现场去,看看工厂生产的57毫米高炮和控制系统。学习期间,他表现出了很大的特点,非常好学。参加革命工作以后,他基本是小学毕业,中学刚刚读了一些。在战争期间,他文化程度达到中学水平,但他很爱学,技术领域掌握很多东西。尤其在参加新四军期间,他在新四军修械室里工作,搞枪榴弹、手榴弹、地雷以及火工器材。他好多次受伤,都是在新四军修械室受的伤。

学习上,他是一个刻苦的人、很努力的人。尤其从他的文化程度来看,他只有很低的文化程度,当时在世界上,这个火炮技术是精度最高、最复杂的一个,掌握这个理论不大容易,所以他学习特别刻苦。在学习期间,他每天做笔记都比别人做得晚。而且学习俄语时,我当时只有20岁,他已经40岁了,他比我大20岁,但他非常努力,只用了半年的时间,在现场实习和交流中,有时不用我给他翻译,他都能跟苏联专家直接交流。


记者:平时交流中,他给您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?

傅安生:解放后他到了大连,大连有个兵工总厂,他在火工厂工作。那地方主要做火工品,有个非常出名的女英雄,就是党的好女儿赵小兰,很出名的。有一次,赵小兰拿了一碗雷汞摔倒了,摔倒的时候没有抛出去,而是压在了自己身下,结果受了重伤。吴运铎一提到赵小兰的时候,总会说这个同志非常英勇。

在谈论赵小兰的时候也会反映出他一生的思想。我和他第一次聊天的时候,他就提到了赵小兰,他说赵小兰在摔倒的时候,没有把雷汞抛出去,保存了设备,确保了其他工友的安全。其实这也反映了吴运铎对工作有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念:“不论任何时候,为了工作,可以牺牲自己。”这种概念是在他头脑里一直就有的,变成他生命里的一个本性了。他的腿炸断了,眼睛炸瞎了,手炸掉了,仍有这样一个牺牲一切的意念,这是他生命的第一反应。

到他去世之前,他左手只剩半只,腿是炸断过的,眼睛受过两次伤,肚子受的伤就更多了。他的眼睛到晚年又瞎了一只,他浑身就没有好地方。

他说赵小兰的事情,其实就是在说他自己,《把一切献给党》这本书就是他一生实践的信念。在他已经是社会公众人物的时候,好多人要求他在这本书上签名,他也签,他写的是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里保尔·柯察金的一句话,大意是把终生献给世界上最伟大最光辉的事业—共产主义事业,所以他真是把一切献给了党,实现了自己的诺言。



记者:听说你们私下里关系很好?

傅安生:学习回来以后,他承担的工作更加广泛了。他属于高层干部,是个名人,但他家里的摆设和普通家庭的还是一样的。他有一个特点,他有一个玻璃柜子,里面放了几百瓶化学品。他家里没有陶瓷、古董,全是这些化学品。他家里还有一个绘图板,还有些专业书。

从在北京开始,我们就一起学习,我做他的老师,教他俄语,有两年多的时间。他当面叫我老师,私下里叫我小傅,我叫他老吴。他既是个技术专家,又是工人出身,又是老干部,所以我最后归纳他为“知识分子的朋友”。我经常跟他开玩笑说:“你叫我‘老九’,我叫你‘九点九’,你也成知识分子了,你比知识分子还知识分子。”

他说他“既是学生,又是一个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人,要想建设新中国,只搞小米加步枪是建设不了的,应该是双重的,老干部必须知识化”,这说明他对事业有前瞻性。


记者:枯燥的学习过程中有没有放松的时候?

傅安生:当时去学习的 13 个人中搞炮的有好几位,吴运铎很钻研,每天整理笔记的时候,他用的时间很长,所以没有太多的机会去放松。有时我们也出去玩,其实他很爱玩。冬天河水封冻的时候,我们一起上去跑,也不怕掉下去。我记得我们还在一个冰雪的岛上照了照片。


记者:回国后您还做他的翻译吗?

傅安生:虽然我学的是俄语,但是火炮控制没有人,他学我也学。回国后我就改做技术工作了,后来他去北京,我们就分开了。


记者:临行前他有没有向您表露过什么?

傅安生:临行之际,他叮嘱我“你就留下吧,现在没有人懂这个技术”。他不让我改行,我听从他的意见留下来了,说实话我也没想走。

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,他一直强调做实业,干技术,一生老老实实做点事。从那时起,我就牢记他的话,认认真真干点事儿,一直到退休。

(记者:赵馨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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